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不久前召開，會議部署了城市工作七個方面重點任務，將“著力建設綠色低碳的美麗城市”列為其中之一，并強調持續鞏固生態環境治理成效、破解城市突出環境問題。如何實現城市發展向減污降碳擴綠協同增效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避免“運動式治理”，確保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趙崢。

以城市更新推動城市綠色轉型，應聚焦3個關鍵方面

記者：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推動城市工作的總體要求中，提出要以推進城市更新為重要抓手，大力推動城市綠色轉型，未來應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推動城市綠色轉型？

趙崢：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城市工作的總體要求清晰表明，城市更新已成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推動城市綠色轉型的核心引擎。結合我國正在推進的城市更新行動的目標與重點任務，在以城市更新推動城市綠色轉型的過程中，應著重聚焦以下3個關鍵方面。

一是推動基礎設施系統性更新，構建韌性低碳的城市基底。這需要通過持續的城市更新，對城市能源、水務、交通等系統實施全鏈條低碳化改造。要打破傳統集中供能模式的局限，積極推動分布式能源網絡建設。通過在建筑屋頂、工業廠區規模化鋪設光伏設施，結合儲能技術與智能微電網管理手段，實現能源生產與消費的精準匹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時，統籌水源保護、管網升級與水循環利用等環節，從源頭減少資源損耗。此外，通過交通基礎設施改造升級，加密軌道交通站點與慢行系統的銜接，建設“15分鐘便民生活圈”，壓縮高碳出行比例。

二是推動城市生態功能修復，重塑人與自然共生體系。關鍵在于突破傳統城市“景觀綠化”的淺層思維，轉向深層次的生態功能提升。通過城市更新，恢復河道自然岸線、構建濕地群落，打造具備水文調節功能的生態廊道；充分利用高密度城區的邊角地、屋頂等零碎空間實施立體綠化，讓生態效益滲透到城市的建筑肌理之中。同時，通過城市更新科學規劃植被配置，構建近自然群落，激活城市生態微循環，使城市真正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家園。

三是推動空間功能低碳化重構，創新存量開發模式。重點在于促進土地功能混合開發，打破單一分區的固化模式，大幅提升空間使用效率。積極推動既有建筑再生，對老舊建筑進行節能改造與結構加固，在保留其歷史風貌的基礎上，植入光伏幕墻、智能溫控系統等綠色技術，避免因大拆大建產生隱性碳成本，實現存量空間的可持續利用與價值提升。

打破“整治—反彈”循環，推動城市綠色轉型可持續發展

記者：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部署城市工作7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其中提出要“著力建設綠色低碳的美麗城市”，應在哪些方面重點發力？

趙崢：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將“著力建設綠色低碳的美麗城市”列為城市工作重點任務，這一決策深刻彰顯了黨中央對城市生態環境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高度重視，為新時代城市建設指明了方向。聚焦這一戰略任務，需以系統思維統籌推進各項工作，推動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持續躍升。

一是持續鞏固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成效。構建全維度常態化監測網絡，依托物聯網、衛星遙感、大數據分析等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對工業聚集區、流域水環境、重點排污企業等實施動態監管，通過數據實時傳輸與智能預警，確保污染隱患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處置。同時，需健全責任傳導機制，壓實城市政府主體責任，以剛性約束杜絕“松口氣、歇歇腳”的懈怠心態。

二是不斷破解城市突出環境問題。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領域，需聚焦工業排放、機動車尾氣、揚塵等重點污染源，推動鋼鐵、化工等行業實施超低排放改造，推廣新能源汽車和智能交通系統，加強建筑工地和道路揚塵管控。針對飲用水水源地保護，要劃定嚴格的生態保護區，清理周邊污染源，建設應急備用水源，健全從“水源地到水龍頭”的全鏈條監管體系。新污染物治理需立足前瞻性防控，加快建立涵蓋微塑料、抗生素、內分泌干擾物等的監測評估標準體系，在生產、流通、消費全環節實施源頭管控，填補新型環境風險監管空白。

三是推動減污降碳擴綠協同增效。聚焦“雙碳”目標，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同時，通過“見縫插綠”“拆違建綠”等方式拓展城市綠色空間，打造口袋公園、社區綠地、濱水濕地等復合型生態節點。

四是提升城市生物多樣性。在城市建設中，優先保留鄉土樹種、原生植被群落，嚴格管控外來物種入侵。建立城市生態廊道網絡，將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生態斑塊有機串聯，為動物提供遷徙通道，讓城市真正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家園。

記者：如何避免“運動式治理”，讓城市綠色轉型更可持續？

趙崢：“運動式治理”在實踐中常呈現短期集中整治的特征，其治理效果往往因缺乏長效機制而導致快速反彈，本質上暴露了政策剛性與現實復雜性之間的深層錯位。要打破這種“整治—反彈”的循環，推動城市綠色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精準把握環保要求與產業利益的動態平衡，通過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協同發力，構建更具韌性的治理體系。

一方面，構建分級分類的彈性政策框架是破局的基礎。在嚴格遵循國家環境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城市需立足自身產業結構特點，精準研判不同區域的發展定位、不同企業的技術水平與減排潛力，實施差異化治理策略。例如，對高耗能且技術落后、整改無望的企業，應明確退出時間表并依法依規清退；對有轉型意愿和潛力的企業，則需給予合理的技術升級緩沖期，配套提供技改指導、資金補貼等支持，避免“一刀切”式關停對產業鏈造成沖擊，在倒逼產業升級的同時保障經濟平穩過渡。

另一方面，完善市場激勵機制是實現長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治理模式，其短期效應難以轉化為持久動力。通過市場化手段，讓企業在綠色轉型中看到實實在在的收益，才能將生態環境保護的“外部約束”轉化為發展的“內生動力”。這需要進一步健全碳交易、排污權交易等市場機制，創新綠色信貸、碳質押等金融工具，使企業的減排行為能夠通過市場變現。當企業從節能改造、技術升級中獲得經濟回報，從綠色轉型中贏得發展先機時，污染治理便從被動執行轉為主動追求，從而從根本上減輕對“運動式治理”的依賴。

城市綠色低碳產業發展要圍繞“因地制宜”做文章

記者：您對城市如何發展綠色產業做過詳細研究。面向未來，我國城市應如何發展綠色低碳產業？

趙崢：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是推動城市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從全球城市綠色發展趨勢來看，主要有以下3個重要特征。一是綠色技術創新成為城市產業發展核心驅動力。如眾多國際城市聚焦于先進能源技術，力求突破可再生能源高效轉化與存儲難題，推動城市能源結構向可再生能源加速轉型。二是注重通過綠色化實現傳統產業轉型。許多全球知名的綠色城市均通過綠色工藝改進、節能減排設備升級等方式，積極推動傳統產業實現提質增效與綠色發展的雙重目標。三是重視市場需求牽引城市產業變革。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關注消費者對健康宜居的生活環境的需求潛力，通過主動構建和拓展綠色生活消費場景，培養新興動能和推動產業升級。

我國城市在推動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方面并不遜色，同時應該密切關注國際城市發展動態，加強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但城市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絕非千篇一律的復制粘貼，而是要在國家戰略框架下，深耕本地資源稟賦與產業基因，圍繞“因地制宜”做文章，探索出契合本地實際的綠色低碳產業發展路徑。這其中，應積極做好“增量”，精心培育創新生態，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不斷取得突破。還應特別重視“存量”，為優勢資源和傳統產業“增綠”“賦能”。

比如，對于風能、太陽能、水能等清潔能源資源富集的城市來源，應努力吸引上下游企業集聚，聚焦打造新能源及其裝備制造產業鏈，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集群。對于工業基礎雄厚但傳統產業占比較大的城市來源，綠色轉型不是對傳統產業的簡單否定，而是要通過利用先進技術推動傳統行業綠色化改造，實現“老樹發新芽”。既要加大環保投入力度，采用先進的脫硫、脫硝、除塵技術，削減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又要推進智能化升級，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優化生產流程，提高生產效率與能源利用率。

此外，城市要重視發展綠色服務業。如擁有豐富生態文化資源的城市，可將生態優勢與文化特色相結合，努力打造高品質的綠色生產與生活環境，發展生態旅游、文化創意、休閑養老等產業，將生態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收益。